构筑可信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共识，但可信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却始终存在争议。批评者坚持人工智能无法满足置信条件从而质疑概念的合理性，辩护者试图为人工智能分级或为信任分层以开辟可信空间却未能提供有力的合理性证明。受限于以信任者为中心的传统人际信任模式，未能在人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双重视域中展开综合考察,是批评者做出片面判断而辩护者提供失败辩护的深层原因。聚焦人工智能的可信任性，归纳其可信特质，能为辩护的开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可行思路。

测量和解析个体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感知是研究其社会影响的基础性工作。本文通过构建多指标多因素结构方程模型（MIMIC），从4方面测度了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感知水平，并考察了8类风险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数据分析显示，青年对社会、伦理、法律、国家安全、政治等具有长远性和集体性特征的社会风险因素的评价正向强化了其对人工智能整体属性的风险感知，而对经济、技术、人身安全与财产损失等具有近期性和现实性的个人风险因素的评价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当代青年对人工智能风险感知的特征主要表现为“远虑”而非“近忧”，体现出该群体对待新兴技术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法理性的深度忧患意识。在全面开展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的进程中，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和法律伦理的角度强化对人工智能隐性风险的治理，最大限度地消除公众的远虑近忧，夯实新兴技术落地的社会基础。

算法作为数字智能经济时代下的基础性技术元素，能够对经济运行效率以及企业生产方式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但也引发了系列负外部性问题，本文认为算法作为一种企业技术元素的治理需要回归企业本位，其涉入企业价值链与创新链之中，具备高度的社会嵌入性、技术的非价值中立性以及权力集中性等特征，面向算法技术的治理包括对人、对算法技术本身的标准治理以及企业的算法责任治理与算法技术涉入社会的治理等多重治理维度。面向企业算法治理的理论视野包括技术治理观、责任式创新与治理观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观等多重理论流派，进而形成差异性的治理焦点议题与治理机制设计。而融合多重算法治理的理论分野需要回归企业价值链与创新链，从价值链治理与创新链视角的双重视角融合技术治理、责任式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多重理论基础，实现算法技术实现可持续创新、可持续赋能社会以及可持续创造综合价值。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信源的权威性对信息的传播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社交媒体时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研究从抖音平台上选取20个代表性科普短视频账号，并从这些账号中抽取了743个科普短视频，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下的启发-系统式模型（HSM，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通过内容分析发现：1）权威机构发布的科普短视频并没有表现出好的传播效果，颠覆了传统媒体环境下权威信源正向影响的认知。2）内容垂直度、叙事方式、音乐使用和解说方式是影响科普短视频传播效果的重要系统式线索。3）在科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不充分时，启发式加工与传播效果并不相关，说明不存在偏差效应。4）在科普短视频提供的论据充分情况下，当启发式线索与系统式线索作用方向一致时（同时高或低），两者对传播效果的叠加效应不显著；当两种线索作用方向不一致时，系统式线索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大于启发式线索，即发生了衰减效应。这些发现从不同侧面揭示科普过程中系统式线索的重要性，要做有“温度”的科普。

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高低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强度的判定和比较应当建立在中外统计口径一致的前提上。文章以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和统计口径为研究对象，围绕基础研究的概念、投入现状、存在问题、统计口径四个方面开展分析。研究发现，中国的基础研究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执行结构存在优化空间；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不够；基础研究和R&D的经费统计口径与国外不完全一致，降低了准确性，经费统计存在被低估的可能。为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的投入机制，保证经费支持，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引导企业重视基础研究投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形成中央与地方联动支持基础研究发展的机制；规范科技统计的方法与口径。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现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政府资助已被证明是实现协同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少有研究探究其作用发挥的中间机制。本文探究了政府资助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影响，重点剖析科技类社会组织的中介效应，并基于2010年至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资助无法直接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需要依托科技类社会组织的完全中介效应；在三类科技类社会组织中，民办非企业单位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科技类社会组织在政府资助协同创新中的关键作用，并面向“十四五”期间的政策要求，提出建立平台化资助模式和强化科技类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启示。

国家科研机构是国家重要的科技力量和社会进步的创新源泉，新时期国家实验室建设已成为国家科研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在这个建设过程中，科技能力固然重要，但各方的参与者及其关系的把握也非常重要。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及相关科技政策，本文以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基础，结合霍尔和索斯凯斯的关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多样性范式的研究，选取以美国、德国和我国为代表的三类国家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协作范式，分析其协作领域的特征及差异。基于比较分析，提出中国在现阶段和平竞争时期、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外部环境下，应发挥政府的掌控能力、宏观调控能力，通过科技政策落实国家科研机构建设中各参与方的权责、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完善知识产权归属、畅通技术双向输出等以推进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

社会-技术系统观下，企业的成长取决于其技术子系统与行政子系统的发展状况。因此，如何改善企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是后发企业实现整体能力持续积累以及可持续追赶的关键。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通过追踪三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追赶过程来解析后发企业改善其子系统以及实现可持续追赶的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后发企业的追赶行动受制于其子系统发展情况，其内部技术系统与行政系统发展缓慢引致技术与管理滞后；第二，后发企业可以通过开展技术学习与管理学习改善子系统滞后性进而实现能力积累；第三，技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相互影响，二者协同发展是后发企业实现能力积累以及可持续追赶的关键。研究结论对于后发企业实施可持续追赶行动具有以下三点实践启示：第一，后发企业应该平衡其在技术学习与管理学习上的投入，以改善企业在技术系统与行政系统方面的滞后性；第二，后发企业应该关注其技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协同发展，以实现企业整体系统的发展与能力提升；第三，后发国家应该为企业开展管理学习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鼓励企业及早关注管理学习以构建实现可持续追赶所需的管理基础。

由知识产权管理向知识产权治理转型的探索，既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中的需求牵引，也是知识产权治理理论中需要突破的瓶颈，而知识产权治理首当其冲的是治理主体间的关系及相互作用问题。本研究从过程管理视角出发，将知识产权治理分为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四个环节，通过政策文本以及多案例扎根分析，挖掘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在各个环节中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治理的创造、运用、保护和服务各环节之间不是割裂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嵌套的，知识产权治理主体在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及相互作用存在显著差异，而且这种异质性是动态变化的。

厘清中国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多元化演化发展机制，对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创造性地构建了表征不同“新颖性”特征技术路径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路径为研究对象，针对城市技术多元化过程中“突破性技术路径”和“邻近性技术路径”的路径依赖性进行检验，揭示中国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基本演化规律。研究发现：突破性和邻近性技术 路径发展由不同演化机制主导。邻近性技术路径发展因依赖于本地知识基础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但突 破性技术路径发展则具有不依赖城市技术历史结构的随机偶然性，并突出表现在突破性技术路径创造阶段。本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中国经验提供了新观察视角。

以技术辐射力研究视角，提出技术发展质量评价框架与方法。在界定技术辐射力内涵基础上，为评价技术辐射内容、强度和范围，将技术辐射力分解为技术价值深度、技术扩散幅度、技术应用广度，构建“三度合一”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从总体水平与构成变化等方面有效测度技术发展质量。以中美日韩德VR技术为例，技术发展质量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总体水平上，五个国家可纳入高、中、低三个不同层次；在发展阶段上，呈现出明显的“短波辐射期”和“长波辐射期”；在构成变化中，技术扩散幅度对技术辐射力影响程度最高；在关联分析中，技术辐射力与全球创新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全球VR技术辐射中心在变化中转移。结论证实，为提高技术发展质量，应持续优化技术辐射力内部结构。

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工业智能化指标，实证检验了工业智能化与碳生产率之间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工业智能化显著提高了碳生产率，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主要是通过多元化集聚间接提高碳生产率，由于产业集聚生命周期的存在，工业智能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增后减”的非线性特征。空间计量分析表明，工业智能化不仅可以提高本地的碳生产率，还可以提高邻近地区的碳生产率，有助于形成地区间绿色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资源依赖、工业化水平高、环境规制强度低的地区，工业智能化提高碳生产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提高碳生产率进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也为政府部门积极谋划区域工业智能化战略布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CO2排放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应用产业间关联性分析可识别关键减排部门和省份。研究基于MRIO模型，利用产业间关联性分析的方法，结合边际和绝对指标对产业间生产和CO2排放进行前向和后向关联性分析。在后向关联中，广东为最大的碳流入省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及建筑部门为最大的碳流入产业，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的电热部门为重点减排行业。在前向关联中，山东为最大的碳流出省份，第三产业成为CO2排放的主要驱动力，重点减排行业包括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采选产品，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发达省份的服务业。供需双方的重点减排省份是河北、山西、内蒙古和山东。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背景下，颠覆性创新已成为中国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和国家战略目标落地的重要突破口。元知识开发能力是知识管理领域的新兴概念，可能成为推动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既有文献并未明晰其作用效果和机制。本研究基于知识基础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元知识开发能力影响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多阶段理论模型，并以331家相关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元知识开发能力通过知识转移、动态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企业颠覆性创新；（2）社会资本对元知识开发能力和知识转移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动态能力在知识转移和颠覆性创新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研究丰富了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实现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启示。

本研究突破传统视角强调“知识保护，防止知识被动溢出”才能更好实现创新独占的逻辑局限，识别“企业主动、战略性的知识披露”这一新兴视角剖析其作用于开放式创新网络中价值独占的影响机理与权变条件。进一步的，文章将原生性价值独占与再生性价值独占两个维度同时纳入考虑系统解构开放式创新网络中价值独占的持续效益。通过对来自两大高新技术行业122家上市公司10年的纵向面板数据进行大样本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战略性知识披露对原生性价值独占和再生性价值独占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与再生性价值独占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低竞争强度下战略性知识披露更能促进原生性价值独占，高竞争强度下战略性知识披露更能促进再生性价值独占的；技术多样性会放大战略性知识披露和原生性与再生性价值独占的正向关系。本文结论贡献于创新独占的文献并对管理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能源汽车在我国发展迅速，但技术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为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双积分”政策应运而生。选取新能源汽车16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双积分”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积分”政策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通过调整人才比例，主动扩大研究投入，也会较好地推动自身的技术创新发展。因此，在“双积分”政策的作用下，新能源车企可以通过扩大研发投入金额，并调整人才结构来推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发展。

本文在“共生理论”的视角下，结合“创新群落—资源—技术—环境”4个核心生态要素，采用DEMATEL方法对30个测度指标进行重要性排序，从中删选出关键条件因素，进而运用fsQCA方法通过挖掘案例地区影响RIES系统能级提升的前因构型，从组态视角探索RIES系统能级提升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1）创新种群的多样性与优势性、创新资源的禀赋水平、技术转移转化的能力以及创新环境会对RIES系统的能级产生重要影响，是决定RIES系统能级水平的重要因素；（2）驱动高能级的四条路径分别为“创新种群—资源生态位—环境生态位”均衡驱动路径、“高环境生态位—优势创新种群”双重驱动路径、“高资源生态位—高技术生态位”协同驱动路径、“创新种群—资源生态位—技术生态位—环境生态位”全面协调路径，上述4条路径进一步说明RIES系统能级提升具有“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体视角下对RIES系统的研究。

设计思维在创造新业务、战略转型和组织文化变革等方面行之有效，但其对创新价值的影响随着创新情境如何变化还知之甚少。面向过程与结果的双重不确定性，研究将创新展开为主体面临有限理性约束下的面向价值创造的方案试错与面向价值捕获的利益磋商的互动迭代过程，构建聚焦利益相关者与多集群协作和溯因推理与拥抱失败影响创新价值的过程框架，揭示设计思维在不同创新情境下对创新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首先，除了拥抱失败负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价值以外，设计思维对两类创新价值均存在正向效应；其次，聚焦利益相关者和拥抱失败对技术创新价值的影响影响大于商业模式创新；最后，多集群协作和溯因推理对商业模式创新价值的影响大于技术创新。研究一方面揭示了设计思维在两类创新情境下影响创新价值的差异，另一方面探索了设计思维在不同创新中的应用重点的不同，为企业“量体裁衣”地应用设计思维优化创新以应对数智环境提供了新思路。

建设数字经济时代的统一大市场，须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先行。欧美已先行一步加快建设数字经济“统一大市场”，并在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研制方面先拔头筹, 但在基础理论方面研究较少。本文以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基本概念为突破口，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资源和方法,在西方标准理论基础上提出“知识体系-准则-指令-标准”的人类社会运行规则体系。人工智能伦理标准模型——水分子模型——阐明人工智能伦理的社会价值原则如何转移到标准的技术性能原则和经济效率原则的原理和机制，构建一种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伦理标准的概念模型，为当代中国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及其话语模式提供新的基础概念。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人工智能伦理标准模型有助于从底层技术上保障“共同富裕”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原则的转移与实现，有助于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提供伦理辩护，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竞争力、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协同发展。

伴随着我国科技奖励的建制化发展和科技奖励活动的大规模开展，评选结果的公平性和评选方法的科学性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该项研究针对科技奖项评选中通常采用的同行评议方法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在涉及需要由多个专家对多个被提名者进行打分或排序以遴选出获奖者时，同行评议的信度如何，其结果能否反映被评价对象的真实差异？二是对于同组专家的判断，分别采用打分或排序方法给出晋级名单，这两组名单是否会存在差异？如果把科技奖项遴选中的同行专家评分看作试验，则要考察的评分结果就是试验指标数据，这样就可以通过构建双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分别来考察成果水平、专家偏好等不可控因素，以及遴选标准、决策规则等人为调控因素的影响。从抽样分析四个学科领域2017-2019年网络匿名评审和专家组会评环节的定比数据及定序数据的结果看，通过汇总专家打分数据并按项目总分决定晋级者的做法会产生较大的系统误差，若按半数以上票数通过的晋级规则，专家组会评的平均信度仅为28.6%，导致在历年获奖的115个项目中，至少有8个项目本应被淘汰却因逆序问题晋级获奖。为此，该研究通过对不同遴选方法测算结果的比较，提出按秩和排序、专家独立投票等减少系统误差、提高同行评议信度的方法，并结合国际著名科技奖项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探讨取消答辩、将专家组会评改为匿名网评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