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战是利用政策法规漏洞，以打击商业对手、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围绕专利权属与使用展开的专利攻防行为；专利战兴起于美国，正向全球范围扩展蔓延，深刻影响产业竞争格局，成为全球专利体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面对全球专利战的风险挑战，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印度遭遇的专利战为研究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随着专利战近年来的扩散蔓延，专利战演变出差异化的特征，可以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不仅专利战的发起主体和攻击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且专利战在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类型和特征具有异质性。因此，为应对全球专利战的风险挑战，中国企业必须针对专利战类型，面对不同市场和专利战主体，采取差异化的防范应对策略。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低空经济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应注重对安全的严格保障。低空经济活动衍生的新兴安全风险具有多元类型和多样特性，完整的风险演变逻辑链条表明其与低空经济发展本身存在互动。既有治理制度、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行为等无法有效应对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新兴安全风险。敏捷治理的迅捷响应、快速迭代、以人为本等禀赋显现出其与新兴安全风险的天然互洽关系。为平衡低空经济发展与低空安全保障，未来应坚持低空经济发展安全风险的敏捷治理路径，优化治理制度以构建包容协调的治理制度体系，健全治理机制以促进多元利益攸关主体的协同共治，革新治理工具以发挥新兴技术的风险自治潜力。

后摩尔时代是指微处理器性能约每两年就能翻一番的“摩尔定律”失效之后的时代，主要表现为集成电路的材料密度和工艺技术逼近物理极限，以及能耗成本的大幅上升。面对后摩尔时代引发的技术变局和产业变局，以及数字经济时代来临创造的新赛道新机遇，本文基于More Moore、More than Moore、Beyond CMOS三种主流技术路线，提出后摩尔时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生态战略，包括成熟生态、场景驱动生态、未来产业生态、国际化生态四种类型。为破解后摩尔时代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难题，应把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坚持构建自主可控、兼容已有成熟生态的第二生态，充分利用丰富应用场景拓展产业生态边界，主动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优势产业生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和国际化产业生态。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正在成为我国形成科技竞争优势、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驱动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是改变传统的科研方法和过程，形成以知识为中心，多元化主体参与、人机协同共生的科研规则体系的集合。文章从“知识进化论”和“范式理论”的双元视角来探究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系统阐述了科研新范式的主要特征，构建了通用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探索应用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主要包括科研工具、科研组织模式、多元应用场景以及科研应用治理等要素。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科研工具通过替代效应、增强效应和自主效应优化传统科研过程；人工智能赋能的科研平台组织模式正变革已有科研范式的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协作机制与人才结构；多学科领域面临的科研瓶颈为大模型提供了训练迭代的应用场景；同时，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内容属性与社会属性完善新范式下人工智能科研应用治理。研究为我国统筹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研究其驱动因素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动态资源基础观，利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市场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影响；（2）吸收能力在数智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3）市场竞争强度在数智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相较于国有、中西部地区、衰退期的企业，非国有、东部地区、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实施数智化转型更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研究结论为企业数智化转型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丰富了相关实证研究。

要探讨中国企业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策略和措施，首先需要了解技术封锁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及机制。本文以2016-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技术封锁指标，实证检验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技术封锁减少企业并购次数。企业拥有的非沉淀性冗余增强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决策的负向影响，而沉淀性冗余对技术封锁与企业并购关系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封锁通过增加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并购决策。本文通过揭示技术封锁对企业并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拓展影响这一关系的边界条件，为技术封锁的结果研究补充文献支撑。同时，本文将文本分析的方法引入技术封锁的度量，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战略支撑。高水平人才高地意味着将人才中心资源成功地转化为创新效能，区域人才发展环境是基础和关键。本研究主要基于人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利用全球35个城市的数据，从组态视角分析了经济发展环境、教育科技环境、政策制度环境、人才资源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所构成的复杂环境如何影响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研究发现：（1）存在“人才资源与教育科技环境双驱动型”、“人才资源与教育科技环境双元逻辑下的政策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驱动型”等共7条路径。（2）人才资源环境在所有组态中同时出现，说明在不同的环境组态下，人才资源环境是最核心的环境影响因素，与其他环境要素耦合驱动高水人才高地建设。（3）通过组态比较发现了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高效能与非高效能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本研究结论可以进一步明晰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复杂环境路径，并为加快建成高水平人才高地提供参考。

完善人工智能可信治理体系不仅是促进技术创新之必需，也是全面回应技术异化并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保障。不可控但是快速迭代的人工智能在应用中引发严重信任危机，乃至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为兼顾发展与安全目标，应凝聚起“可信发展”这一治理共识，并遵循生命周期和技术治理理论，提升治理的灵活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健全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法律合规指引框架，在降低监管成本同时提升监管威慑性；另一方面，需创新技术治理体系，引入私有云计算、监督微调以及SAGE分析等监管科技，健全人机协作框架，以全面落实数据、算法以及内容可信监管要求。由此健全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防范异化风险并营造“互利共生”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改变科学研究范式、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对科研人员的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有待深入探究。本文基于刺激-有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SOR）理论模型，通过对252份科研人员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第二，科研自主性、科研胜任感和科研归属感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和科研人员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第三，组织创新氛围在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和科研胜任感、科研归属感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打开了人工智能技术采用对科研人员创新绩效的“黑箱”，对科研人员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研究具有实践意义。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愈加频发的逆境事件以及变幻莫测的经营环境使得企业数字创新实践面临极大挑战和威胁。为有效抵抗外界不确定性和颠覆性冲击，许多企业在数字创新过程中塑造弹性应对衰落危机的能力并从失败风险中快速恢复、发展和进化，本文提出数字创新韧性用以表征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厘清数字创新韧性的具体内涵，明确数字创新韧性的测度方式以及演化模式，是构筑自立自强数字创新体系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文章首先从组织韧性切入，在揭示创新韧性内涵的基础上引申出数字创新韧性这一概念；其次，以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时序数据替代数字创新对外界冲击的即时响应，使用核心变量法对企业数字创新韧性进行测度；最后，借助时间序列特征工程对企业数字创新韧性时序数据进行统计指标提取以降维，并结合K-means聚类算法将样本期内数字创新韧性演化趋势相似的企业进行群组划分，从而识别出随机振荡型、增长乏力型、后发追赶型和核心引领型四种演化模式。上述研究既能为正确评估企业数字创新韧性水平提供学理依据，还能为学界依据不同类型演进模式探索企业数字创新韧性差异化提升路径提供有益启示。

技术融合是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促进颠覆性技术产生的重要途径。研发合作被认为是促进技术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多领域技术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企业研发合作如何影响技术融合的机理仍不明确。本文借鉴知识管理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构建企业研发合作—技术融合多层复杂网络，从技术融合广度、深度和差异度测度技术融合程度，并探索不同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研发合作对技术融合的影响，以及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程度的调节作用。以智能手机技术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研发合作强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技术异质性、企业平均研发合作时间均有利于促进技术融合深度和差异度，并且在技术的孕育期和成长后期作用更明显。（2）企业研发合作强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技术异质性、企业平均研发合作时间均对技术融合广度有抑制作用，并且在不同技术生命周期的作用效果不同。（3）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程度分别正向调节企业研发合作强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技术异质性、企业平均研发合作时间与技术融合广度之间的抑制关系，并负向调节企业研发合作强度、企业研发合作伙伴的技术异质性、企业平均研发合作时间与技术融合深度和差异度之间的促进关系。研究揭示了企业研发合作作用于技术融合的内在机理，为指导企业通过研发合作促进技术融合，从而培育颠覆性技术提供重要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

科技安全已成为影响中国在国际新格局位势的“关键变量”，是决定国家未来和竞争优势的关键。中国如何在历史性变革交汇期，化解危机抓住机遇，亟待走好科技安全这步先手棋。中国科技安全领域的研究数量较少，且缺乏国外经验借鉴，如何维护和保障中国科技安全的研究成为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岭”，穿越荒岭需要方向指南针。因此，本文在全面研读该领域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对科技安全研究的时序特征、主题脉络演变进行分析，力图呈现中国科技安全研究图景，并提出遵循风险问题定位和溯源、目标优化和底线探析、治理体系构建的中国科技安全研究框架。

从聊天机器人ChatGPT到文生视频模型Sora，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赋予人们众多科技红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各种难以预测的风险和挑战。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其风险的跨境特性，全球范围内亟需构建一个全面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然而，由于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规则主导权上的竞争、文化价值观念的显著差异以及技术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进程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陷入了僵局之中。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大国，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等多个维度，提出并构建了一个包容性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新的思路。包容性治理框架坚持以人为本、协商合作、利益共享、法治约束等基本原则，倡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同时，它主张运用伦理准则、技术方案和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实施敏捷治理和分类分级管理，以确保数字空间中全球正义的实现。

数字化转型是跨国企业突破创新的新引擎。从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基于2012-2021年间中国A股上市的1588家跨国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二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实证方法，探讨了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的直接影响，以及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跨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还发现，高新技术行业的跨国企业、大型跨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正面影响更强；国有跨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高于非国有跨国企业。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面对美国发起的对华技术封锁，如何摆脱对外技术依赖、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是中国高科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以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为背景，考察中国高科技公司如何利用创业投资突破技术封锁及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发现，相比于未受实体清单制裁的高科技公司，受制裁高科技公司在受制裁后的创业投资水平显著提升，并且创业投资显著地提升了高科技公司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引用次数以及专利知识宽度。拓展分析表明，当受制裁企业市场地位更高、可信任度更高以及吸收能力更强时，其有更强的动机通过发起创业投资以突破技术封锁；在具体投资行为方面，受实体清单制裁的高科技公司更可能投资于与自身有较高上游产业关联度和处于早期阶段的创业企业。本研究揭示了公司创业投资在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中国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

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简称“三链深度融合”），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前置问题和必然路径，更是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有效手段。探究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融合现状和提升路径，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聚焦人才链这个关键变量，提出了包含“分类+成长过程”两个维度的人才链科学内涵，明确了“三链深度融合”的理论逻辑，分析了我国“三链深度融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强化顶层规划和制度创新、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凝练机制、推动科技人才资源跨链条流动、构建人才评价体系及动态监测平台、打造有利于“三链深度融合”的健康生态五方面提出了“三链深度融合”的提升路径和对策建议。

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多领域、跨学科和群体性突破等新的特征，创新主体通过跨越技术、组织等边界，吸收、整合异质性创新资源，实现技术间的融合，并在技术领域交叉处涌现出创新点，推动了新兴技术跨界创新的形成。通过分析技术跨界融合和创新主体跨界合作，构建了合作子网络、技术子网络以及辅助子网络的新兴技术跨界融合网络，深入分析新兴技术跨界融合机理，以5G技术和 AI技术的跨界融合为研究对象，运用专利数据对新兴技术跨界融合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5G技术和AI技术的跨界融合，创新主体和技术领域的数量增加，创新主体间的合作关系趋于稳定；技术领域间的融合程度增加，创新主体跨界合作、技术跨界融合的广度和深度增加；高校和科技型企业是推动5G技术和AI技术跨界融合的主力军； 5G技术和AI技术跨界融合主要集中在电通信和计算等领域，加速推动了智能汽车等技术应用的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是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的重构，也是企业核心价值的提升。传统制造业通过何种路径才能更好地实施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一直是我国制造业企业转型实践及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难题。本研究基于理论梳理与现实归纳，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路径划分为技术生产、商业模式与组织架构三种导向，运用文本挖掘方法将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分类，同时运用熵权-TOPSIS综合评价法评估不同的转型路径为企业带来的绩效增量，最后基于贝叶斯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不同转型路径对于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样本企业最倾向采取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为商业模式导向；技术生产导向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企业综合绩效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是制造业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本文扩充了数字化转型研究领域的技术方法与理论成果，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支持与路径参考。

当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人才流失挑战，如何有效留住人才，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已成为这些城市亟需解决的核心议题。运用定量和定性混合研究方法，深入探究城市吸引力要素（包括人才政策、经济发展、文化氛围以及生活环境）感知如何影响高新技术领域员工居留意愿。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构建研究模型，利用来自1200名员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开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个人对于城市人才政策、经济发展以及生活环境的感知，通过影响个人幸福感，进而改变其居留意愿；其中个人对于生活环境的感知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最强。进一步基于对11名员工的访谈数据分析解释了不同城市吸引力要素感知的差异化影响。通过深入剖析城市吸引力要素感知对个人居留意愿的影响和机制，研究为理解城市人才保留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也为制定更加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