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加强新兴科技领域伦理监管、合理平衡科技创新与伦理监管等形势和挑战，通过分析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制度待完善、监管待健全、伦理审查待规范、各类专业支撑人才不足、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待提高、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伦理治理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加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对策建议，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提供借鉴。

在“数字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中，本文以2011－2019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剖析数字经济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从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两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经济结构服务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随着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社会用电量和碳排放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积极推动城市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构建集约化、低碳化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专利战是利用政策法规漏洞，以打击商业对手、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围绕专利权属与使用展开的专利攻防行为；专利战兴起于美国，正向全球范围扩展蔓延，深刻影响产业竞争格局，成为全球专利体系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面对全球专利战的风险挑战，以中国企业在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印度遭遇的专利战为研究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随着专利战近年来的扩散蔓延，专利战演变出差异化的特征，可以划分为五种主要类型；不仅专利战的发起主体和攻击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而且专利战在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类型和特征具有异质性。因此，为应对全球专利战的风险挑战，中国企业必须针对专利战类型，面对不同市场和专利战主体，采取差异化的防范应对策略。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鉴于学界缺少对其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视角出发，混合NCA、实证回归与QCA方法，考察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关键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会显著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2）存在5条提升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3）在融资受阻时，小规模生产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都可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创新绩效。本文尝试了一种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新思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必要前提。以1999年至2022年我国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科技伦理治理相关45项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外部属性分析发现，注册力度时序演变在2001年、2007年、2020年呈现三个波峰，政策颁布部门的机构类型涵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卫生管理部门、药品管理部门、科技、教育等管理部门的立体结构，从发文数量以卫生管理部门占比43%居首。构建科技伦理治理过程（X）-政策工具（Y）-政策客体（Z）三维的政策内容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发现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聚焦于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文本数量以占比48.2%居首，政策工具维度以系统变革工具35.2%、权威工具占比34.2%居前，政策客体维度以科技机构为占比52.3%为主；X-Y二维分析发现监督管理、反馈改进环节综合运用了五类政策工具，举报披露仅运用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两类政策工具；X-Z二维分析发现教育咨询、监督管理、调查处理阶段均覆盖了各类政策客体，举报披露阶段的政策客体缺乏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技机构的精准要求；三维交互分析政策文本整体分布不均衡。提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为规范科技创新秩序提供制度遵循、构建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联动落实机制、建立基于科学数据数智化平台的科技活动全过程监管链支撑政策实施效能等建议。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低空经济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应注重对安全的严格保障。低空经济活动衍生的新兴安全风险具有多元类型和多样特性，完整的风险演变逻辑链条表明其与低空经济发展本身存在互动。既有治理制度、治理机制以及治理行为等无法有效应对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新兴安全风险。敏捷治理的迅捷响应、快速迭代、以人为本等禀赋显现出其与新兴安全风险的天然互洽关系。为平衡低空经济发展与低空安全保障，未来应坚持低空经济发展安全风险的敏捷治理路径，优化治理制度以构建包容协调的治理制度体系，健全治理机制以促进多元利益攸关主体的协同共治，革新治理工具以发挥新兴技术的风险自治潜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知识生产，同时在塑造新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学界对数字鸿沟固化与深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本文聚焦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延续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论脉络，重点回答AIGC如何形塑“智能沟”这一问题。技术机理层面，“智能沟”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三个维度；社会影响层面，体现为社会分层理论向数字领域的延伸，表现为人人分化、人机分化两个维度，本质上是国家、区域或个体运用数字资源参与发展、共享发展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差异；弥合路径层面，需构筑自立自强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公平规范的平台治理生态、拓展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本文提出的“智能沟”概念不仅是第三代数字鸿沟理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化，而且对于理解数字中国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从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链构建等视角，研究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协同集聚（简称“两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探讨两产业协同集聚如何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在此机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可有效调节两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两产业协同集聚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而且可以有效调节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出相关建议。

后摩尔时代是指微处理器性能约每两年就能翻一番的“摩尔定律”失效之后的时代，主要表现为集成电路的材料密度和工艺技术逼近物理极限，以及能耗成本的大幅上升。面对后摩尔时代引发的技术变局和产业变局，以及数字经济时代来临创造的新赛道新机遇，本文基于More Moore、More than Moore、Beyond CMOS三种主流技术路线，提出后摩尔时代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生态战略，包括成熟生态、场景驱动生态、未来产业生态、国际化生态四种类型。为破解后摩尔时代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难题，应把握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坚持构建自主可控、兼容已有成熟生态的第二生态，充分利用丰富应用场景拓展产业生态边界，主动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优势产业生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和国际化产业生态。

科学研究活动过程具有动态递进、扩张衍生的复杂结构性特征，科研创新链-数据链-出版链之间紧密衔接、循环迭代，数据生态及其模式演进对于促进科研创新、扩大知识传播至关重要。在概念回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生态理论深入阐述科研创新与学术出版的不同数据驱动逻辑。同时，从数据思维、数据制度、数据主体关系、数据管理结构、数据流通环境、数据管理方法的不同维度将科研数据生态划分为封闭型、扩张型、协同型三个演进阶段，总结科研数据生态从单一到融合、从碎片到系统、从单边到协同、从点对点到一体化、从手工到智能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态，提出科学研究数据生态模式演进的理论模型，为促进科研生态体系各要素各环节的整体质量跃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算法资本主义”指的是以智能算法为控制中枢的当代资本主义形态，表征着数字资本主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迭代升级。与此前的资本主义形态不同，算法资本主义遵循着智能化的运作逻辑，具有跨区域、全流程、自动化和隐性支配的全新特征。从核心构架来看，算法资本主义遵循着“算法-平台-数据-资本”的四元构架，其中，算法是“动力”要素，平台是“形式”要素，数据是“质料”要素，资本是“目的”要素。算法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的双重意义，带来更多流动性与社会变革的同时，更是引发了严重的负面伦理效应。算法资本主义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正在成为我国形成科技竞争优势、实现科技强国的关键驱动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是改变传统的科研方法和过程，形成以知识为中心，多元化主体参与、人机协同共生的科研规则体系的集合。文章从“知识进化论”和“范式理论”的双元视角来探究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系统阐述了科研新范式的主要特征，构建了通用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新范式的探索应用进行多案例分析。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主要包括科研工具、科研组织模式、多元应用场景以及科研应用治理等要素。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科研工具通过替代效应、增强效应和自主效应优化传统科研过程；人工智能赋能的科研平台组织模式正变革已有科研范式的基础设施、组织结构、协作机制与人才结构；多学科领域面临的科研瓶颈为大模型提供了训练迭代的应用场景；同时，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内容属性与社会属性完善新范式下人工智能科研应用治理。研究为我国统筹制定和实施“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美国实体清单打压愈发频繁，研究实体清单对企业创新的微观影响机理变得愈发重要。本文以28家实体清单相关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方法构建了企业受到实体清单冲击“短期-长期”双反馈影响过程机制模型。研究发现：（1）美国实体清单实质上是一种精准“动态靶向”打击，由打压对象、制裁手段、动态调整3个环节组成，包含8种具体制裁手段，实质上是迫使中国企业保持低水平竞争力；（2）影响过程表现为从短期效应到长期效应的演化：打压短期效应主要影响供应链、经营链、研发中断、学术交流4个方面，企业采取应激性举措应对；打压短期效应会逐渐演变为长期效应：需求提升、市场扭曲、创新不足、信息稀缺，而应对长期效应则必须采取战略性举措应对；（3）政府应对美国实体清单打压存在2条关键路径：即紧急舒缓政策→短期效应（供应链+经营链）→预警机制、双需求牵引→长期效应（生产线协同+核心技术研发）→战略突围，路径1关键是帮助企业度过资金中断死亡风险，路径2关键是充分利用国产化设备需求提升的有利条件。本文填补了实体清单冲击微观企业过程研究空白，为政府制定策略和企业如何应对实体清单冲击提供参考。

金融科技伦理是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鉴于学界在系统性治理方面研究不足，本文通过金融科技伦理的内涵剖析，揭示层次结构与演化过程的复杂性特征，包括技术隐蔽性、应用多样性、社会影响广泛性以及跨层次的纵向交互作用，还有横向的导入期、技术入侵期和融合波动期以及周期性迭代增长。接着，构建针对融合波动期的引导性和预防性的协同治理架构，凸显以政府为主导并连接市场和个人的三元协同治理主体作用，强调从法律干预、市场调节到引导伦理嵌入的层层递进，以解决政策失灵、风险失控和伦理意识不足等主要问题。最后，对比分析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金融科技伦理问题治理方面的规制措施和实例并给出治理建议，对于我国金融生态系统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政府近年来本着“新型举国体制”的理念进行科技创新的制度设计。本文将从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这一科技创新体制的比较分析视角展开研究，以期对中国选择“新型举国体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加以阐释，并对制度设计的深层逻辑形成更客观的认识。中国政府官方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定义是“有组织地集中全国力量和资源于国家重点事业的新体制”，其解决问题的实用属性远高于科技“赶超”的政治属性。与之相比，“开放性战略自主”是欧盟当前的发展战略，是中美竞合时代主动应对的产物，具体的科技创新政策则服从于此战略体制，强调依靠内部各国的开放性以保持在中美竞合中的自主独立。本文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具体比较了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与欧盟的“开放性战略自主”，从二者的背景、组织形态、人才与资金配置等几个方面展开，简单评价目前的效果，并指出存在的问题。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研究其驱动因素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基于动态资源基础观，利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和市场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智化转型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有显著影响；（2）吸收能力在数智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3）市场竞争强度在数智化转型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相较于国有、中西部地区、衰退期的企业，非国有、东部地区、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实施数智化转型更能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研究结论为企业数智化转型和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丰富了相关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SDC M&A数据库，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华技术封锁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实施技术型跨境并购，这一结论在变换识别策略、变换样本、伪证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美国技术封锁刺激了中国投资者向高可替代性或与中国高技术部门联系密切的经济体的技术型跨境并购，因此可以认为技术封锁带来的替代效应大于消极示范效应。此外，东道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并不构成美国技术封锁影响中国向第三方经济体技术型并购的重要因素。异质性分析发现，美国技术封锁对中国企业在能源领域的技术型跨境并购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未阻碍医疗和电信软件领域的对外技术型并购。

尽管越来越多重要的任务和决策被委托给了算法，但因算法的计算复杂性和不透明性，使得用户难以理解算法的决策过程和结果，导致其难以信任算法，甚至出现了“算法厌恶”的现象。相应地，算法透明度通常被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的基础，并在过去几年的学术辩论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呼吁。然而，在实践层面，算法透明度的实施却存在诸多挑战，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定的伦理风险。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算法透明度实践层面的挑战和风险，指出至少可以从披露、审查以及设计这三个维度来化解当前实践层面的困境

近年来，美国频繁使用实体清单这一严厉的出口管制手段，妄图极限打击我国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文章以我国2013-2021年A股计算机、通讯行业上市公司为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研究窗口期，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短期效应”造成的，长期来看，该不利影响正在较快消散。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认知积极、多元化经营程度高和资源充裕的企业更能抵御和突破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其自主创新的冲击。研究不仅从理论上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理，也为我国政府、产业和企业如何应对实体清单制裁提供了实践指导。

在中国行政区经济向一体化经济转变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科技人才流动？基于科学文献大数据，本文利用2000-2018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效应。结果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政策促进了城市间及城市内部科技人才流动，对自然科学领域、非相邻城市间及省际城市间的科技人才流动的提升更大；区域一体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人才向中小城市聚集；在高校资源越丰富，创新产出更多，第三产业越发达且高铁开通的城市，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促进作用越强。区域一体化政策对科技人才流动的提升作用存在多方面的“马太效应”。本研究为优化人才资源的空间布局、提升区域治理效率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