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增强国际科技竞争力、加强新兴科技领域伦理监管、合理平衡科技创新与伦理监管等形势和挑战，通过分析科技伦理治理存在的制度待完善、监管待健全、伦理审查待规范、各类专业支撑人才不足、科技工作者伦理意识待提高、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伦理治理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加强中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对策建议，为中国特色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构建提供借鉴。

在“数字中国”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中，本文以2011－2019年全国27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在剖析数字经济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从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两方面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智慧城市试点城市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经济结构服务化、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提升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随着当前数字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社会用电量和碳排放不断增加，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积极推动城市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构建集约化、低碳化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家战略体系和国家战略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战略体系的一体化是国家层面将各种相互关联的国家战略整合形成有机整体的过程，战略能力的一体化是将各种相互关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整合增效形成综合能力。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将国家战略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层次清晰、结构优化、统筹推进、协同共振的国家战略体系，通过体系融合、要素整合、能力聚合，将各种相互关联的力量和资源集成为一体整合、总体增效的国家能力。经济与国防不平衡不充分是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矛盾的重要方面，建议搭建区域（横向）与领域（纵向）承载的空间结构和功能结构，以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形成高质量产业体系、高水平开放体系、高标准生态体系、高效能治理体系，逐步实现总体目标形态。

近年来，大量进行生态化战略的数字平台企业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然而，由于不同研究领域使用了各自的术语、理论和方法，造成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理论分歧，这不仅会造成实践层面的模棱两可，更会阻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融合。基于此，本文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学视角、技术视角、战略视角、组织视角等不同研究流派核心观点的梳理，形成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的系统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框架进一步阐述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能的研究方向，以促进未来研究的发展与融合。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载体。鉴于学界缺少对其创新绩效微观层面的研究，本文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视角出发，混合NCA、实证回归与QCA方法，考察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显著关键条件与组态效应，并提炼相应的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研发能力、融资环境与市场竞争力会显著影响“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绩效；（2）存在5条提升不同类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3）在融资受阻时，小规模生产或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都可使“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创新绩效。本文尝试了一种复杂因果效应分析的新思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未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

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提升是亟待探索的待解课题。研究基于资源视角，以2015-2020年748家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并对创新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相对而言，更能提升绿色创新质量。（2）创新人力资源投入和创新财力资源投入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数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3）相较于非国有、无政治关联、东部地区的企业，国有、有政治关联、非东部地区的企业数字化更能实现绿色创新的“提质增量”。（4）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数字化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正向影响尚不显著，但绿色创新质量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间传导作用。

算法公平性是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和信息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它来自于算法决策系统中的算法歧视现象。尽管技术人员在避免算法歧视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对于如何在技术层面实现算法公平性，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分析了从技术路径实现算法公平性的方法及其缺陷，接着，沿着当前对于单从技术路径实现算法公平性的批判及修正，提出一种基于布雷的“披露性的计算机伦理学”的社会化研究框架，为算法公平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制度保障的必要前提。以1999年至2022年我国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科技伦理治理相关45项政策为研究对象，对我国科技伦理治理政策外部属性分析发现，注册力度时序演变在2001年、2007年、2020年呈现三个波峰，政策颁布部门的机构类型涵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以及卫生管理部门、药品管理部门、科技、教育等管理部门的立体结构，从发文数量以卫生管理部门占比43%居首。构建科技伦理治理过程（X）-政策工具（Y）-政策客体（Z）三维的政策内容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发现科技伦理治理过程维度聚焦于科技伦理监管的政策文本数量以占比48.2%居首，政策工具维度以系统变革工具35.2%、权威工具占比34.2%居前，政策客体维度以科技机构为占比52.3%为主；X-Y二维分析发现监督管理、反馈改进环节综合运用了五类政策工具，举报披露仅运用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两类政策工具；X-Z二维分析发现教育咨询、监督管理、调查处理阶段均覆盖了各类政策客体，举报披露阶段的政策客体缺乏对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技机构的精准要求；三维交互分析政策文本整体分布不均衡。提出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政策体系为规范科技创新秩序提供制度遵循、构建围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特色的科技伦理治理联动落实机制、建立基于科学数据数智化平台的科技活动全过程监管链支撑政策实施效能等建议。

当前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提升企业创新韧性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明确了企业创新韧性的内涵和特征及度量方法，讨论了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内外部因素，从提供冗余资源、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几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理论机制。为进一步验证，选取风险投资这一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以中国创业板2009—2020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合并了企业的专利数据、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机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韧性，这种效应因不同企业特征存在异质性。此外风险投资的类别、性质、属地对这种效应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企业在动荡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当前，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加强产业链建设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基于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从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链构建等视角，研究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协同集聚（简称“两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探讨两产业协同集聚如何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在此机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两产业协同集聚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可有效调节两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两产业协同集聚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制造业产业链韧性，而且可以有效调节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对增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出相关建议。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融入社会生活、参与知识生产，同时在塑造新的数字不平等现象，学界对数字鸿沟固化与深化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本文聚焦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背景，延续人工智能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论脉络，重点回答AIGC如何形塑“智能沟”这一问题。技术机理层面，“智能沟”包含数据、算法和算力三个维度；社会影响层面，体现为社会分层理论向数字领域的延伸，表现为人人分化、人机分化两个维度，本质上是国家、区域或个体运用数字资源参与发展、共享发展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差异；弥合路径层面，需构筑自立自强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公平规范的平台治理生态、拓展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格局。本文提出的“智能沟”概念不仅是第三代数字鸿沟理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化，而且对于理解数字中国发展与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实现“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双赢目标带来新契机。理论剖析投入数字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生产的理论机理基础上；结合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治理微观数据库，实证检验了投入数字化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与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投入数字化具有显著的“减排增效”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与生产柔性化渠道发挥作用。（2）“减排增效”效应呈现高耗能行业大于低耗能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大于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行业特征；“减排”效应对老工业基地与资源型城市作用更大，“增效”效应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更大。（3）企业高技能劳动要素、各省份的技术应用转化能力对投入数字化的“减排增效”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本文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本文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扩张劳动力需求、拉动就业的强劲驱动力。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市场规模效应、经营范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三条途径促进劳动力就业。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对于高科技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最后，本文还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高学历人员占比和高技能人员占比，优化企业的劳动力结构。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为实现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政府补贴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非对称影响，并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政府的研发补贴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非研发补贴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2）企业金融化会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倒U型影响效应更凸，并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3）国有企业属性会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金融化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4）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企业，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存在非对称影响。

代表最先进信息技术综合集成趋势的元宇宙具有虚实相融性、自治性、社会性三个主要特征。元宇宙的出现会引发社会生产结构、运行机制、关系状态的联动变革，在变革中也将引发用户数据隐私被泄露、元宇宙平台权力被滥用、用户个体意识被操控、歧视风险加剧、意识形态安全无法保障等社会风险。元宇宙社会风险的治理方案应当遵循系统化原则和多元共治理念。在伦理方案上，应当坚持坚持以人为本、在元宇宙社区内设立伦理审查机构、开展价值敏感设计和价值熔断设计；在法治方案上，应当及时立法以澄清元宇宙相关法律争议、通过公权力监管和保障用户权利的方式规范元宇宙平台权力的行使；在技术方案上，应当通过以代码规制代码、以技术治理技术的方式优化风险应对方案的内嵌性和可行性。

学术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卡普兰鸿沟”，它阻碍着知识向政策的转化，而知识中介的出现则使跨越“卡普兰鸿沟”成为可能。那么，何谓知识中介？它又是如何推动知识向政策转化的？论文首先深度挖掘了知识中介的起源、内涵和类型，然后从“结构洞”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知识中介在联结研究与政策的认知网络中所发挥的知识管理功能、桥接功能、双向能力建设功能、寻求一致性功能以及知识导航功能等。然而，知识中介也面临着三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即脆弱性、双重边缘性和道德风险。从理论上澄清知识中介问题，对于打通中国学术研究通往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有着重要的启示。

美国单方面发起的本轮贸易战，给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环境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文本挖掘技术在微观层面上识别出感知到贸易战影响的A股上市公司，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中美贸易战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的企业显著增加了研发投资，这种倒逼效应在进行多种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程度能够正向调节这种倒逼效应，市场竞争越充分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倒逼效应越大。同时，中美贸易战对研发投资的倒逼效应在国有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处于受直接制裁行业更为明显。

科学研究活动过程具有动态递进、扩张衍生的复杂结构性特征，科研创新链-数据链-出版链之间紧密衔接、循环迭代，数据生态及其模式演进对于促进科研创新、扩大知识传播至关重要。在概念回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生态理论深入阐述科研创新与学术出版的不同数据驱动逻辑。同时，从数据思维、数据制度、数据主体关系、数据管理结构、数据流通环境、数据管理方法的不同维度将科研数据生态划分为封闭型、扩张型、协同型三个演进阶段，总结科研数据生态从单一到融合、从碎片到系统、从单边到协同、从点对点到一体化、从手工到智能的发展趋势与表现形态，提出科学研究数据生态模式演进的理论模型，为促进科研生态体系各要素各环节的整体质量跃升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连续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重要现象。数字化能力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成为企业撬动转型发展的支点，但文献对数字化能力的前因及动态性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针对飞贷2010-2019年的连续数字化转型实践，基于资源编排视角探索连续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能力的形成前因、效应机制和进阶路径。研究发现：（1）连续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能力呈现数智技术能力到技术复用能力的转变；（2）资源编排呈现集成式资源构建与自洽式资源协调到解耦式资源构建与外植式资源协调的转变；（3）集成式资源构建与自洽式资源协调分别发挥资源短时重构效应和创新迭代效应形成数智技术能力，解耦式资源构建与外植式资源协调分别发挥模块耦合效应和迁移外生效应形成技术复用能力。

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气候政策能够为碳减排做出贡献。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以“1+N”政策体系作为支撑，但尚缺乏可执行且具有约束力度的政策工具支撑。运用政策内容量化分析方法，按照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从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四大排放领域对我国碳减排政策进行了二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和工业领域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实施碳减排政策，建筑领域的碳减排政策高度倚赖需求型政策工具，交通领域的碳减排政策则以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并重。同时，我国碳减排政策工具在不同规制主体间的运用存在失衡，部分领域内部政策工具组合存在失衡或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最后，从坚持“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并重”，提高能源和工业领域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可执行度、提升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比例，研究制定建筑和交通领域碳减排的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等三个方面提出优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