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
ISSN 1003-2053 CN 11-1805/G3
2022年年末以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驱动了大语言模型(LLM)从“判别范式的弱人工智能”转向“生成范式的强人工智能”的范式变革,并将“强拟人化”特性介入了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场景。这种特性源于实验者长期以反映真实世界对话场景的大型文本数据语料库来训练LLM的结果,所具有的类人心智功能表现出涌现、创制、泛化等特点并衍生了“不诚实拟人化”的新伦理特征,这些又反过来对AIGC社会实验造成了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揭示并解析该实验场景内的拟人化认知倾向滥用、理智德性消减、多元化偏见风险叠加与“实验者效应”非道德强化等拟人化伦理问题,提出应基于“制度-原则-策略-引导”四维视角,来前瞻性构建AIGC社会实验的伦理治理机制。
大数据时代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蕴含着技术革命的契机,也可能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通过对公众评论文本分析总结并超越文本进行理论推演,可以全面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本研究基于Reddit平台中以ChatGPT为主题的公众评论文本,结合LDA模型、情感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建构的T-TOE分析模型,探讨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研究发现,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关注广泛,涉及运行机制、运用领域等6个主题。不同主题下公众关注程度不同,最关注技术变革和人机互动两个主题。根据情感分析,公众总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保持乐观,特别是对其可能带来的技术变革。随后根据T-TOE分析模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连接不同技术,但具有内生风险;能够提高组织效能,但会产生互动错位,能够实现智能交互,但会导致价值分裂。为此本研究根据研究结论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在自回归生成模型、预训练以及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的基础上,ChatGPT获得了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颠覆了过往人们关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但与此同时,ChatGPT在模型训练、生成内容以及应用等维度也带来了诸多类型的风险。在治理展开之前,应当明确人本主义是治理的价值基础,包容审慎的敏捷治理是治理的理念,“点面结合”的多方参与是治理的主体要求,多措并举的体系化方案是治理的模式。由此,治理的具体路径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建设标准训练数据集、健全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强化算法监管技术、落实全过程的伦理治理方案以及优化法律体系与法律责任配置。
卡脖子技术问题对于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卡脖子技术的认识却存在诸多概念模糊的问题。厘清卡脖子技术相关概念,有利于正本清源,推动卡脖子技术问题解决。首先,旧模式与新阶段的内生性矛盾是造成卡脖子技术的根本原因,技术供给方对技术需求方展开技术限制的政治行为是外部契机。其次,在明确了卡脖子技术以国家为主体的前提下,对卡脖子技术的定义与特征进行了辨析。为避免概念泛化导致的资源浪费,进一步明确了卡脖子技术的范畴。最后,讨论了颠覆性技术和反制能力与卡脖子技术的关系,提出了卡脖子技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的作用路径。
技术寄生理论指出,技术间的寄生有助于两种或多种技术共生发展;宿主技术中的寄生技术不成比例的增长将促进复杂技术系统的发展;拥有较多寄生技术的宿主技术比拥有较少寄生技术的宿主技术进化快;宿主技术的进化不独立于与它相关联的技术。技术寄生发生的初期,外部环境的影响是寄生发生的外在条件,技术内部的差异是寄生发生的内在限制,这显示出寄生具有选择性。在中期,寄生技术与宿主技术相互促进,共同进化,预示寄生具有互惠性。在后期,寄生技术交替寄生于宿主技术,表明寄生具有替代性。结合技术进化的普遍规律,“双S曲线”能够从技术内部反映技术从寄生到共生的进化规律。技术寄生理论启示应该摒弃描述进化现象,注重解释联结机制;在创新管理中初期突出多样性和基础性,中后期注重灵活性和导向性。
人-动物嵌合体研究伦理争议日渐进入公众视野。为确保这一颠覆性技术的健康有序发展,相关伦理问题亟需厘清、解析、评估和预判。以往大多数关于人-动物嵌合体的伦理治理分析都是基于与技术发展实际情况脱节的伦理考量,导致“空中楼阁”式的研究现状。对于前沿技术的伦理探讨,应依托于处于该领域领先地位的科研团队,基于现阶段的真实技术发展进行哲学思考。本文结合人-动物嵌合体研究领域技术瓶颈和风险,以胡塞尔本体论、康德哲学、错误知觉理论、海德格尔存在论为理论依据,对相关伦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深度剖析。同时,我们根据技术突破与伦理问题之间的动态关系,对该领域的伦理风险进行预测,以期为将来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以2008-2018年进行国内并购和跨境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跨境并购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跨境并购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获得政府补助和提高商业信用进而影响企业跨境并购倾向。行业竞争环境、市场化程度、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创新能力和高管薪酬粘性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业政策没有显著影响跨境并购的交易金额,但提高了跨境并购的股权水平和完成率;同时,战略资产寻求动因能够显著增强产业政策对跨境并购交易金额和股权水平的影响。揭示了产业政策对企业跨境并购倾向的独特作用,不仅丰富了产业政策对跨境并购影响机制的研究,同时也为如何更好地运用产业政策提升跨境并购的效果提供了政策参考。
随着全球通信企业技术标准竞争的加剧,原来频发于后发企业的技术引进活动,近年来也在技术领先型企业中发生。本文将着力于解释那些技术领先型企业通过技术引进,整合内外部技术,推动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基本过程。以2000-2019年全球技术领先型通信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技术引进对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引进显著促进企业技术标准国际化,但是技术引进在当期模型中影响力更大,由于通信领域技术和产品更新迭代非常快,通信企业的技术引进大多以产品创新为目标,需要企业在短时间消化吸收技术以推动产品竞争,实现用户规模优势,进一步为技术标准国际竞争抢占先机。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研发投入是技术“引进来”阶段助力企业实现自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品国际化贸易和专利国际化是推动企业将自主创新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发达国家企业、高龄企业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并迅速转化为国际技术标准能力。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低龄企业则需要更长的技术吸收周期来形成自身技术标准能力。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对破除阻碍技术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具有重要作用。但赋权后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仍受到决策不自由、转化过程不自由等一系列因素的束缚。为了促进以科研人员为中心的科技成果转化,让技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自由流通,本研究提出构筑科技成果转化“技术自由岛”的理念。在“技术自由岛”内赋予科研人员技术的完全所有权,最大限度地突破国资监管、现有收益机制等的束缚。通过完善现行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立法与制度,发展出系统性的“技术自由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保障机制,从而实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促进与治理。
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方法进行政策评估。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实施当年促进了引导基金投资早期、早期科技型初创企业,政策实施次年抑制了引导基金投向早期、早期科技型企业。机制研究表明,容错机制实施当年提高了引导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和使用效率,但在次年降低了引导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对使用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研究表明,经验丰富的基金管理机构降低了政策的作用,有限合伙制基金会提升政策实施当年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容错机制实施当年提高了本省引导基金对外省早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资,同时增加了引导基金对风险投资活跃地区早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资;次年容错机制抑制了引导基金对风险投资活跃地区早期初创企业的投资。结论表明容错机制产生了“昙花一现”的激励作用。因此,政策有效落地需要各地对容错机制进行优化调整,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保障政策执行与政策意图相一致。
科学传播模型经历了由缺失模型到公众参与模型的演化,但体现的科学传播本质还是传播者向公众传递科学信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领域的嵌入,智能媒体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沟通体系。本文分析了智能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的特征,即互动性、动态性、精准性、自学习性,以及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和传播时空的多重性,设计了以互动性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媒体科学传播模型。对企业家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的新媒体获取科普知识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基于205份有效问卷分析了企业家使用新媒体获取科普知识的特点。最后,在理论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智能媒体环境下面向企业家进行科学传播的策略建议。
现代科学已成为组织化的科学,建制化科研成为科研活动最重要的组成形态。从多角度探讨了“建制化科研”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并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经验逻辑三个维度探讨建制化科研发展特征。研究发现:科学发展史既是科学知识生产史也是科学建制演进史,科研效率提升是科学建制演化的内在动力。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客观存在并不代表模式Ⅱ优于模式Ⅰ,不能简单地作为科研组织变革的依据。知识创新在学科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的双向互动中向前推进,是建制化科研深化的表现。知识体系塑造与之相适应的科研组织方式。知识体系架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知识领域不同,形成建制化科研历史演进的宏观动态性。科研创新不是孤立实现的,需要科学-技术-仪器研制的互动,传统学科与前沿学科相互支撑,科研的专注与整合的有效设计,而这些结构性的配置安排,正是建制化科研不可替代的价值。本文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未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具有理论和实践参考价值。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过3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在自由探索的组织模式上积累了富有成效的成功经验,但在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有组织的创新模式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为了引导科学家将源于好奇心的自由探索与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破解科技领域“卡脖子”问题,管理科学部通过一系列专项项目的组织实施,积极探索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学问题凝练机制“六个步骤”,探讨有组织的创新模式,助力产生“用得上、用得好”的科研成果,以期推动基础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科研项目管理中的一大难点问题是资助机构与科研团队之间的授权问题,即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善,委托代理问题会导致科研项目经费匹配不当、经费使用与研究目标偏离以及科研实践与评审机制脱节等诸多问题。该文从内地与香港的科研项目管理全过程的比较研究入手,系统分析科研管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的表现与应对机制。研究发现,香港和内地不仅在项目申报、资金使用、科研活动监督与管理、课题结项与验收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且科研项目管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的表现程度与性质也有很大区别。香港科研管理体制能够较好地应对科研项目管理的委托代理问题,比如项目申报与评审中的逆向选择、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以及科研活动的不确定性。根据研究结果,作者提出了拓展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库、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考评机制、提高资金分配灵活度、以及构建科研人员信誉信息系统等政策建议,从机制设计上有效解决科研项目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中国本土企业采用工程师主导型企业模式在复杂产品系统工业崛起,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挑战了全球生产网络这种当前主流的跨国公司组织形态,但鲜有文献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以电信设备产业的华为与电网设备产业的南瑞继保为案例,探究工程师主导型企业在复杂产品系统工业的崛起机制和竞争力来源。研究发现:工程师主导型企业采用“本部-前线”创新模式,将工程师团队派遣到项目前线,在与特定市场用户的互动中充分挖掘情景特定知识,并与本部进行持续交流来开发和改进产品,有效满足了不同情境下用户定制化需求,促进了组织学习和技术能力提升。该模式依赖于充足的工程师供给、工程师群体的战略控制、项目决策权的下放、高融合性的学习型组织、集体主义与合作共创文化等组织性条件。本文发展了跨国公司组织形态理论与复杂产品系统理论,有助于人们思考新时期如何通过企业创新治理来提升核心胜任力,为推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启示。
数字经济时代下,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资源促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本文运用Mplus8.0 软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方法(SEM),以427家制造企业为样本,结合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对制造企业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组织惯例更新与数字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影响展开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资源、数字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数字感知能力、数字利用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以及组织惯例更新都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数字利用能力、数字重构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中介效应;数字动态能力和组织惯例更新对大数据资源与数字化转型绩效关系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将在理论上拓展数字化情境下大数据资源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推动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组织惯例理论研究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探索;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制造企业在动态环境下借助大数据资源,提升数字动态能力,加快组织惯例更新,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
本文区分新冠疫情冲击的应急阶段和常态化阶段,依托全国企业工商注册大数据,实证评估了疫情应急阶段下中国创业活跃度的损失程度,以及常态化阶段的韧性和恢复力。研究发现:(1)新冠疫情应急阶段中国创业活跃度显著下降,比2019年同期降低了28.59%,并且新冠疫情越严重,创业活跃度下降越大;(2)疫情常态化阶段中国创业活跃度显著反弹,如第二季度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25.62%;在应急阶段创业损失和企业退出增加越多,常态化阶段创业活跃度反弹越大;(3)整体上,新冠疫情并没有使得2020年中国创业活跃度下降,但新冠疫情对不同行业创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不仅从新创企业的角度丰富了对新冠疫情经济冲击的全面认识,而且明确了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
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第一动力。基于“要素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逻辑框架,剖析数字产业创新助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利用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产业创新水平呈“质”与“量”并驾齐驱的逐年上升趋势,但区域间差距较大,产生了“数字鸿沟”现象;2012年之前,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脱实向虚”倾向,进入新常态后,产业结构不断向着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的现代服务经济转型;中国数字产业创新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现代化,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调整样本范围、替换主要解释变量、考虑遗漏变量后仍成立;数字产业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时间异质性;数字产业发展和地区生产率提升是数字产业创新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上述研究结论为中国抢占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经验证据。
中小配套企业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的创新中发挥关键作用,对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其受制于资源和能力等的约束,单靠自身实力已无法满足技术创新的要求,主配协同则为配套企业技术创新突破提供了重要途径。本文以MOA理论为基础,从机会、动机和能力层面探讨主机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对配套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主机企业参与的协同创新是配套企业提升技术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配套企业的创新精神是主配协同实现技术创新突破的关键内驱力;长期合作导向是主配协同实现技术创新突破的意愿基础;技术胜任力为主配协同实现技术创新突破提供了能力支持。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技术创新与MOA理论的研究,而且对于主配协同促进配套企业技术创新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数字化变革的浪潮中,企业创新过程不仅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还涉及与新技术新产品相适应的研发资源配置方式。本文建立理论模型分析大数据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资源错配,并利用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验证。研究发现:中国52.83%的行业创新资本配置不足,62.26%的行业创新人力配置不足。大数据应用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研发资本错配和研发人力错配,且在创新资源不足时这一改善效应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大数据应用主要通过知识流动效应和技术壁垒效应影响企业创新资源错配。资源互补效应表明,数据要素效力的发挥还需要技术条件的支撑。本文结论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促进我国企业创新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益启示。
当前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给企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提升企业创新韧性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明确了企业创新韧性的内涵和特征及度量方法,讨论了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内外部因素,从提供冗余资源、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几个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理论机制。为进一步验证,选取风险投资这一影响企业创新韧性的重要变量进行实证检验。以中国创业板2009-2020年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合并了企业的专利数据、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机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韧性,这种效应因不同企业特征存在异质性。此外风险投资的类别、性质、属地对这种效应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企业在动荡环境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科技创新基地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第一梯队,高校是科技创新基地的主要依托单位,但少有研究以实证分析回答科技创新基地的建立能否促进高校科技创新发展这一问题。本文采用2008-2017年间中国394所高校的混合截面数据和典型的科技创新基地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科技创新基地建立对于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并根据高校所在地区、隶属部门的不同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实证表明:第一,整体上科技创新基地的建立显著提升了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第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基地的建立对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影响最强,中部地区效果次之,而东部地区无显著影响;第三,科技创新基地对不同隶属部门高校科技创新水平均具有积极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基地对于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导向作用;因地制宜加强布局建设,尤其是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进一步推进西部高校科技创新发展;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保障科技创新基地高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带动高校科技创新发展。